珠饰是一类有着悠久历史的装饰品。珠子具有较好的耐久性，常被看作是“文化的微小变化”体现者。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出土了众多风格多样、材质丰富的珠饰，这些珠饰流传时间长、分布和传播地域广泛，是海上丝绸之路古代贸易、技术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系统研究古代珠饰，犹如揭示古代社会面貌多样性的一面镜子，诉说着昨日芳华。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起，我国与南洋诸国的海上交通贸易相当发达，今广东的徐闻县和广西的合浦县，是我国汉代同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文化和技术交流的窗口。中国商船“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黄金杂缯而往”。其中，“明珠”和“璧流离”就是各类宝石和玻璃（俗称“琉璃”），多为装饰用的珠子，在当时，玻璃也是被视为宝石的。岭南地区出土了数量众多的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器物，其中宝石珠饰数量最多、品种最丰。

现代分析技术尤其是无损分析技术的发展，可以大大弥补肉眼观察在珠饰制作工艺、原料的质地和来源、流行与传播等方面的不足。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一直关注古代玻璃器的研究，早在2002年就组织召开了“2002年南宁中国南方古玻璃研讨会”，科学分析和探讨了南方的古代玻璃珠饰。近年来，随着分析技术手段的进步，该中心通过与广西合浦县博物馆和广东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通过携带多种高精度无损分析设备（如能量色散型X射线荧光分析仪、拉曼光谱仪、显微镜）赴合浦和广州进行现场分析，以及携带珠饰到上海进行实验室分析的形式，多次对合浦和广州出土的汉代珠饰进行多方法科学分析。

研究发现，从原料质地上来看，这些珠饰主要由琥珀、煤精、透闪石、黄金、石英（包括水晶、紫水晶、黄水晶、玛瑙、玉髓）、绿柱石（包括海蓝宝石、透绿宝石、黄绿宝石）、石榴子石（主要是铁铝榴石）、釉砂（费昂斯，玻璃的前身）以及各种玻璃（包括钾玻璃、钾钙玻璃、钠钙玻璃、钠铝玻璃、铅钡玻璃）等，不少珠饰在外观上极为相似，但材质完全不同，肉眼观察很容易误判。

根据我国两广地区、东南亚和南亚等地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可以知道，古人加工珠饰的原料多为宝石、半宝石和玉石，最初往往是就地取材，选择精美的天然的矿物晶体直接加工，由于地域风俗和矿物原料的不同，珠饰的造型也丰富多样。出于对具有完美晶型天然单晶矿物的喜爱，古人常常采用其它矿物或人工材料进行仿制，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后来，随着高温烧制技术的进步，采用天然矿物原料，经过一定的配比，探索烧制出各类玻璃制品，通过提前预制造型和烧制后简单加工，成功仿制出具有天然宝石外形、色泽和透明度多面体珠饰。玻璃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的一个重要创举，一个重要发明，可以做到形制、色泽、透明度等特征可控，又可以量产。

珠饰诉说着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

从珠饰的材质、造型风格、玻璃的成分体系和着色剂，可以看出两岭南地区出土的汉代珠饰是多来源的。既有我国本土制作的，亦有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这些玻璃和石质珠饰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自地中海沿岸地区、西亚、南亚及东南亚地区和我国岭南之间，以及岭南与内地之间的贸易、技术和文化交流，也反映了岭南地区的区域性特色。

以钾玻璃为例，岭南出土的钾玻璃有两种亚类，从化学成分特征上来看，有当时交州刺史部或临近地区制作的，也有东南亚和南亚输入的。以钠钙玻璃为例，广州出土的钠钙玻璃珠饰中有使用氧化锡和锡酸铅作为乳浊剂/着色剂的工艺，这可能由欧洲和西亚传播至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进而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岭南。

此外，从多面体珠饰、蚀刻石髓珠等珠饰制作微痕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珠饰的钻孔、琢磨与抛光等加工工序。这为了解玻璃和石质珠饰在风格和制作工艺方面的内在联系提供了科学依据。而通过对黄金珠饰的科学分析，科学家们对黄金的纯度、鎏金工艺、焊接工艺有了科学的认识。岭南出土的有一部分珠饰外形相同但质地不同，如广州出土的大量钾玻璃采用了多面体、对钻孔的宝玉石加工工艺，是对宝石加工工艺的借鉴、创新与发展。

珠饰是重要的海上贸易品之一，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全面开通后，岭南与我国内地以及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地区的交流日益密切。系统研究两广地区汉墓出土珠饰，对于明确汉代岭南与内地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早期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相信通过对两广地区汉代珠饰的检测分析与研究的不断深入，必将促进对珠饰这类具有分布时间长、数量大、材质多样、器形独特、具有较好时代特征等特性的文物的科学研究，特别是能够助力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的研究、申遗及价值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