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斑驳、脱落的背后，竟然是盐类结晶在作怪；通过化学元素成分分析，出土自欧亚大陆的100多面汉代铜镜找到了同一个源头——我国中原地区……讲求实证的自然科学正以强有力的高科技手段，渗入考古研究。当“科技考古”在世界上风生水起之时，这一新兴学术领域，却在中国遭遇了发展瓶颈。

    在昨天举行的“科技与考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和融合”研讨会上，各路专家不无担忧地指出，虽然我国早在1989年就正式提出“科技考古”，但近20年过去，科技与考古的融合仍停留在“初级阶段”。

    科技实证之难：传统考古学面临挑战

    “看到的”与“记载的”相匹配，是我国考古学的传统——出土文物与历史记载相吻合，是考古的主要依据。可是，历史记载语焉不详、罣误缺失属于家常便饭，尤其涉及人类、文明、农业等起源问题，由于当时可能根本不存在文字记载，如果只靠主观推断，便有可能造成较大的误差。而“拿出铁板钉钉的证据”，使我国传统考古学面临挑战。

    最近七八年，原本从事光电研究的干福熹院士一直致力于厘清我国玉器产地，而核物理为他提供了最常用的手段——为玉石测定“指纹元素”。他告诉记者，产自不同地区的玉石，在微量元素的含量上会有细微的差别，就像每个人有着不同的指纹一样，用这种方法可以确定不同玉器的原料产地。“这些含量只有百万分之几的微量元素，仅凭肉眼根本无法鉴定。”他说，“而鉴定玉石产地，对于研究历史上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经过几年研究，他提出在“丝绸之路”之前，很可能有一条更早的“玉石之路”将中原与西域连接在一起。

    其实，我国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开始将科技手段引入考古中——筹建碳14年代测定实验室。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2008年“河南安阳殷墟同乐花园遗址发掘”等，都采用了多学科合作的综合发掘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说，虽然科技考古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不得不承认，让传统考古学家接受高科技证明结果，相当困难：中国考古学家接受碳14同位素年代测定，整整花了40年。

    文理跨界之惑：科技考古尚无学科编号

    借助紫外荧光照相机的“火眼金睛”，考古学家才得知：看似一堵白墙的莫高窟某洞窟石壁上，竟曾画有七个女供养人的全身像！敦煌研究院的苏伯民研究员说，高科技摄影技术让人们看到敦煌壁画更多的原貌、细节——这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不过，他也坦言，对于文科背景的传统考古学家来说，要理解高科技在考古上到底能干什么，还是相当困难。

    在我国，为何人文与科技的跨界如此困难？在加拿大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陈淳教授认为，考古学在国外属于人类学研究范畴，利用科技手段来为考古假说提供实证，早已成为一种习惯。而我国的考古学一直属于历史学范畴，近百年来几乎一直停留在文物的整理与收集上。“当考古学家只注重精美的器物，会放过很多遗址发掘中所包含的大量与人类发展有关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更需要有自然科学背景的考古学家来发现。

可是，我国真正“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考古学家”却十分稀少。至今为止，“科技考古”连一个学科编号都没有。也就是说，它是否在我国能被称为一个学科还是疑问。没有学科编号，意味着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人员面临着申请科研经费的巨大困难，意味着尚不能作为一个专业招收研究生。

去年，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终于允许干福熹院士招收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但干福熹却面临另一个窘境：招不到理想的生源——理工科出身的学生对于历史的理解太肤浅，而文科学生缺少自然科学的基础。

    “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是‘有知识，没文化’，这根源与我们国家基础教育中过早的文理分科。”他说，应试教育制约了很多交叉学科的兴起，尤其像科技考古这样需要人文与科学交融的学科。尽管科技考古对经济发展并无直接促进作用，但它所凸显的问题，却是我国创新能力的底气不足。（《文汇报》 2009年10月21日）